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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爱情专家的失败爱情

小故事网 民国的故事 时间:2015-04-17 施立松

1922年春天的早晨,北京大学“性学”教授张竞生,就着吹面不寒的杨柳轻风,意兴阑珊地吃着“营养”早餐,一杯牛奶、三片面包,外加一份报纸。爱情,在不经意间来临了。

  民国爱情专家的失败爱情《北京晨报》副刊上登载的一则讲述故事吸引了张竞生。一位叫褚松雪的女子,自述不愿意接受包办婚姻,愤而脱离家庭关系,只身从遥远的浙江嘉兴逃到山西阳高,在穷乡僻壤的县立女校担任校长。她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,她请人把菩萨塑像搬出庙堂,腾出庙堂充当教室,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。

  张竟生眼前一亮:这不就是中国的娜拉吗?他内心,波涛汹涌,推开窗子,对着远天,仰头高歌长笑。就是她了!张竞生没有犹豫,立刻提笔给褚松雪写信,赞赏她的行为,称她是中国的奇女子。

  敢作敢为,不为世俗所羁,这就是张竟生,他的成名,也缘于此。

  1922年3月,北大生物系主任谭熙鸿教授在妻子病逝后不到一个月,即与其妻妹陈淑君结婚。陈淑君当时还是北大在读学生,且已与别人订有婚约。陈淑君不顾婚约转而与姐夫结婚,不仅在未名湖畔引起颇多非议,就连一些报刊也发表各种言论推波助澜。张竞生密切关注着这场争论,认为这是宣传自己学术主张的绝好机会,于是他挥笔疾书,将淤积于心中多年的块垒倾力倒出,写下了论文(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》,发表在(北京晨报》副刊上。在这篇文章中,他提出了著名的“爱情四定则”:一、爱情是有条件的。二、爱情是可以比较的。三、爱情是可以变迁的。四、夫妻为朋友的一种,最好的夫妻是永远的情人。这样的观点。当时的中国,新颖超前,惊世骇俗,遭到众多“围观”。掀起了一场长达两个月的爱情大讨论。张竟生深陷舆论的漩涡,差点被批评谩骂的唾沫星子淹死,但也从此名声远播,成为家喻户晓、鼎鼎大名的争议人物。

  收到张竞生的来信,褚松雪又惊又喜,一遍又一遍地读信,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。茫茫人海。独自颠簸在世俗的惊涛骇浪中,虽无惧怕,却也有难以言说的孤独无助,张竞生这不期而至的同情、理解和支持。让她觉得老天如此厚她。张竞生是她别特崇拜的人物,在她心中,堪称高山仰止,她非常赞同他的爱情定则。张竟生在给她的信中说:“你打倒了有形的偶像,你比我更勇敢!我正在和许多无形的偶像宣战。我们既然是打倒偶像的同志,应该做个朋友。”从此,两人书信往返,十分投机。一次,褚松雪在信中告诉张竟生,她是个性格刚,烈、慷慨激昂的人,她不仅敢于打倒偶像,而且喜欢革命,在十多岁时,她就在上海与社会党人有过来往。信中还夹有一张个人照片,照片上的褚松雪,独立于课室窗外,目光悠远,一副桀骜不羁的样子。张竟生十分惊讶,又颇为欢喜。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老革命党。他遂告诉她,他参加过同盟会,见过孙中山,策划烟台独立时还差点遇难。志同道合,褚松雪对张竟生由敬佩而转为崇拜,并引为知音。他们在信中谈人生、谈学问、谈爱情、谈家庭,无所不谈。谈到婚姻问题时,褚松雪直截了当地表示,她不想结婚,她认为婚姻就像蜗牛的壳,是一个负累,但她愿意与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过情人生活。张竞生深受法国浪漫主义爱情观的影响,崇尚“情人制”,褚松雪的想法,正契合他意。一对痴男怨女。一拍即合,迅即走人爱河,且相期彼此以超凡脱俗,自然率真,不拘泥于俗道。

  不久,在张竟生的帮助下,褚松雪考取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。他们同居了,过上了甜蜜浪漫的情人生活。可没想到,张竞生却眷恋起婚姻,他渴望志同道合、朝朝暮暮、比翼齐飞的婚姻。年近四十的他,每隔十天半月就向褚松雪求一次婚。终于,这对向往情人制的“奇男怪女”,也在礼堂按西方仪式,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。婚后,他们夫唱妇随,琴瑟和乐,出双人对,共同参与社会活动,北大同仁称他们是超出世俗的、情投意合的新式夫妻。有一次,夫妻联袂赴天津向大学生演讲。张竞生的讲题是《冒险的美趣与快乐》,褚松雪的讲题是《离婚问题》,她侃侃而谈:如果女方对离婚后的前景有疑虑,男方不妨先给女方介绍一位相匹配的男人。替他们撮合,及至他们恋爱成熟,原来夫妻的离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。台下的听众面面相觑,举座愕然,唯独坐在主席台上的张竟生,为妻子的大胆放谈鼓掌叫好。

  张竞生是学哲学的,但对性学的研究情有独钟。关于爱情的讨论挨了批评,不仅没有吓退他。反而增强了他斗士一样的决心。1925年冬天,张竟生在报纸上公开向世人征集性史资料。并编辑出版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性资料实录《性史》第一集,其中第一篇《我的性经历》的作者“一舸女士”,就是他的妻子褚松雪。当时的她全力支持丈夫事业。《性史》的出版无异于张竟生在身边扔下重磅炸弹,一时间,前所未有的口诛笔伐,讥讽谩骂,以排山倒海之势,向他袭来。很快,《性史》被视为“洪水猛兽”,予以查禁。张竞生声名狼藉,被人戏谑为“大淫虫”,他的人生道路也为此发生逆转。此时的北大,曾容得下陈独秀,也容得下封建遗老遗少,唯独容不下一个讲性的人。张竟生付出了身败名裂的惨重代价,与主张在教室公开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、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称为“三大文妖”。

  被北大解聘后,迫于形势和生计压力,“臭名昭著”的张竞生孤身到了上海,与友人合资开办了“美的书店”。他主张让生活成为人类在自然中一场永不谢幕的自由狂欢,编辑出版《性育小丛书》,丛书封面上印有从巴黎公开出版物上取来的艺术裸体女像,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鲜大胆的。丛书定价低廉,书店又大胆雇用年轻漂亮的女店员——那时上海的商店里都还没有女店员,“做生意”也还是男性的职业,因而购者踊跃,丛书前所未有的畅销。可惜,不久他就被诬传雇佣妓女贩卖淫秽书刊,书店被迫关门。

  事业受挫,张竟生将一颗心全放在褚松雪身上,然而,“爱情专家”犯了一个严重错误,他自恃帮她入学,供她读书、为她养家,他的爱情就装进了保险箱,他却没有想到,特立独行的褚松雪,岂能容忍平凡平淡,细微琐屑的婚姻生活,甘当一个“贤妻良母”。从国外留学归来后,张竟生对现实的政治问题丧失了兴趣,褚松雪恰恰相反。她热衷政治活动,有自己的人生理想,她这样期许自己和同伴们:“要锻炼坚强的人格,养成自律力与创造能力,培养进取精神和耐苦的习惯,使人人有完全独立的人格与创造环境的能力,然后可以同恶社会奋斗。而不致被彼打败了。”北大浓郁的人文环境和活跃的新文化思想,既丰富了褚松雪的国学素养,也给她打开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大门。当张竞生沉没在构建中的“美的”乌托邦,霹雳从天而降。她不辞而别了!这对奇男女的美满婚姻,仅仅三年,就走向穷途末路。

  “爱情专家”居然在爱情上一败涂地!爱情是可以变迁的,这是他坚守的观点,但一遭遇现实,就立刻土崩瓦解。纵是志同亦心伤,褚松雪的背弃,让张竟生难以容忍,痛不欲生,黯然神伤。因爱生恨,他恨褚松雪的无情无义,在<新文化》上发表了题为(恨)的文章,痛斥她抛夫别子离家出走,并将“她屡次对他的假伪欺骗尽情托出,大大骂她一顿”。

  这段爱恨情仇。在他和她的生命史上划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创痕,留下了终身无可弥补的遗恨,褚松雪与张党生分手后,投笔从戎,参加国民革命军,曾被授予上校军衔。移居台湾后,虽不乏优秀追求者,但为爱子计,她坚持独身,终身未再嫁。她晚年执笔写回忆录时,绝口不提张竟生,其心痛心伤可想而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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